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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的“L”会横在哪儿?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也指出,中国当前投资下滑速度比想象得要快,基本上构成了一种断崖式的变化。

  李杨介绍,日本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有四个,包括中央政府的财政融资资金、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资金、市场公募资金、银行承兑资金。

  “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最终杠杆率的风险来自于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合在一起的总杠杆。如果把他们合在一起变成公共部门杠杆率,实际上它已经超过了私人部门杠杆率,这在国际上也是少见的。”张晓晶说。

  然而,问题依旧集中,如何评价中国的产业政策?高杠杆风险在哪?小微企业被金融机构歧视了吗?资本市场有形之手是否伸得太长?如何破除阻碍,让老百姓拥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提到产业政策,楼继伟认为,产业政策在经济早期发展阶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来产业政策的实际作用“不敢说都是正面的”。

  这些棘手的问题,在这里可以找到答案。

  王一鸣认为,“稳投资没有错,不是一种罪孽,这个思想一定要纠正过来” ,但同时要避免投资的挤出效应,更大程度的调动市场投资。此外,政府可以适度加大新兴基础设施投资,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投资。

  行政部门有较大自由裁量权

  张晓晶分析,中国居民杠杆率53%左右,在全球范围内不算高,而中国企业部门杠杆率将近160%,在国际上首屈一指。他认为,中国企业杠杆率高的原因在于,政府“显性”杠杆率太低,只有36%、37%左右,而企业杠杆率中55%-60%是融资平台及相关的“隐性”债务。如果将这些纳入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杠杆率将达到91%以上。

  来源:国是直通车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提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的难题,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建立政策性金融机构,为地方政府融资提供服务。

  以汽车为例,产业政策支持“三大三小两微”,结果“两微”破产了,“三大三小”基本都合资了。现在三大民企的汽车、自主品牌的汽车基本是在产业政策的围剿和缝隙中成长起来的,这说明被围剿的企业有实力。

  李波建议,证券监管的核心是信息披露,而不是由政府来决定或者来维护特定水平的股票指数。中国应该更快全面引入注册制改革。

  一政府干预较多,市场自治不足;二对投资者保护不足;三长期稳定的机构投资者的分量不足;四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不足;五区域市场发展不足。

  2月16日,在钓鱼台国宾馆,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专家齐聚,为中国经济出谋划策。

  第一,从决策机制上看,有的文件表述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保持一致,但一些改革的难点和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往往没有提到。

  刘元春表示,第一,投资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第二,短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风险;第三,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第二,从文风上看,文件追求大而全、面面俱到,但具体怎么改,往往语焉不详,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细则才能执行。

  他强调,日本特别值得中国学习的地方是,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机构,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资专门为地方政府提供长期廉价融资。

  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谈到上市首日涨停板限制问题,他指出,若持有新股股票超过1年以上的话,实行新股上市首日涨停板限制期间发行的新股的平均回报率要低于未实行时期。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首先发言,开篇谈“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是直通车 摄

  如何降低杠杆率?

  民营企业对降杠杆贡献巨大

  2019年摆在中国面前的一道难题是,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

  杠杆率的风险在哪?

  徐忠称,只有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改革问责机制、改革文件设计理念、改革文风,才能巩固改革的预期,增强市场主体及中国经济发展的市场信心。

  产业政策不敢说都是正确的

  在谈到资本市场时,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李波认为,与国际上比较成熟的资本市场相比,中国存在5个不足。

  资本市场政府行政干预偏多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徐忠以“ 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规则明确、透明、市场化、法治化的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系”为题发表演讲。

  但中国目前240%左右的杠杆率,接近于美国,风险依然存在。

  第四,从执行上看,立法存在部门化现象。徐忠认为,行政部门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无法真正体现市场化和法治化。

  徐忠认为,当前改革的实际获得感不强有四大原因: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以“金融政策应尊重规律、加强统筹”为题发表演讲。他指出,中国金融体系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银行主导,第二是政府干预较多。

  金融体系对小微企业存歧视

  2018年中国宏观杠杆率首次下降,主要贡献来自于谁?

  稳投资没有错,思想要纠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指出,中国的投资规模已经进入下行通道,但相比日本、韩国同期情况,中国投资降幅偏大了。

  “这个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比较擅长于支持大企业,不擅长支持小企业;比较擅长支持制造业,不擅长支持服务业;比较擅长支持粗放式的扩张,不太擅长支持创新型的增长。”黄益平说。

  楼继伟指出,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三大攻坚战”是必须做的,也是对历史的还欠账,但一些行政“运动式”的做法对“六稳”会造成比较大的伤害。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晓晶的观点是,民营企业在去杠杆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从实体经济来看,政府的杠杆率是微升的,居民杠杆率上升非常快,只有企业部门杠杆率出现了下降。

  黄益平认为,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回到银行,这就存在风险定价的问题。“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学会去做风控,面对没有抵押资产、没有长期数据、没有担保的企业,如何为它提供融资。”

  第三,很多文件仍没有体现政策制定的科学性,体现市场化导向以及系统化的分析框架,而往往是为了短期目标用行政化手段去改变长期性制度。

  影响经济短期波动的另一个因素是设备投资周期。设备投资周期,也称为朱格拉周期,反映了企业生产设备更新导致的投资周期性变化。按照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来看,朱格拉周期一般会维持1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比西方国家要快很多,用大概4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200多年工业阶段,设备投资周期在中国并没有西方国家统计上的那么长,大概和库存周期类似在2-4年左右。

  中国正面临一个越来越短的库存周期

  和库存周期逐渐缩短的趋势不同,中国的设备投资周期有逐渐加长的趋势。2005年-2009年,设备投资周期平均为两年左右,而2009年到2016年设备投资周期则在3-4年。分析原因,一方面中国在加速工业化完成之后,设备投资周期有向西方发达国家趋近的趋势,另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企业家对未来经济预期较为悲观的情况下,也会延缓设备更新的进度。从2016年3月以来的新一轮设备投资上升周期经历了21个月,预计下行周期也将持续2年左右时间,预计2019年四季度左右结束。

  在成功复制了三次工业革命之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供给结构已经趋于成熟、老化。原来先后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纺织和服装业、钢铁、冶金、煤炭开采业、铁路运输行业、汽车制造行业、机械制造业、家电行业、石油、化工、电力,以及贯穿于中国城镇化进程始终的房地产、建筑、建材行业等,都进入了供给成熟或老化阶段,不同程度上都出现了产能过剩和产品过剩问题,给经济带来了一定的下行压力。

  房地产这只“灰犀牛”还在我们身边

  从需求来看,传统工业的列车已经开到了巅峰,未来再向上冲刺的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当人们吃饭的需求满足以后,农业的总量就停滞在那里了;当对汽车、电视机的消费需求满足得差不多的时候,工业产品的增长也就到了极限了。当增量到了极限,但各个要素的生产成本反而在上升的时候,传统工业未来的增长空间就被压缩了。

  中国在新旧动能转换的阶段,如果不能为新供给扩张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打破传统产业的利益格局和阻挠,可能会影响新供给扩张的进度。反之,及时引导要素从供给老化的产业向新供给形成与扩张的产业转移,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政策环境、金融环境和市场环境,大力培育新供给,中国经济则有望企稳,维持在一个相对成熟经济体的增速水平。

  从影响经济波动的短期因素来看,中国正面临一个越来越短的库存周期。存货是衡量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一个重要环节。库存周期分为主动补库存、被动补库存、主动去库存和被动去库存四个阶段。当需求上升,库存仍维持相对低位时,企业处于主动补库存阶段;当需求放缓,企业库存开始上升时,标志着主动补库存接近尾声。反之,当需求放缓,库存下降时,企业处于主动去库存阶段;当需求上升,企业库存下降时,标志着企业处于被动去库存阶段。

  而一些没有出现短期流动性问题的企业,由于在去产能过程中,亲身经历了上游国有企业与中下游民营企业财富的再分配过程;在去杠杆中,看到了太多的同行业倒在了最后冲刺的一公里;在中美贸易战中,感受到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在一些管制措施中,嗅到了新计划经济的味道,以及对于人身财产安全的潜在威胁等等。一些企业家产生了对于未来经济基本面、政策面的过度忧虑,失去了继续经营的信心,感到背负的企业不是果实,而是包袱,于是主动退出了实体经济。

  在这四十年里,中国经济结构显然是不平衡的,人口的红利更多的体现在东部地区,尤其是沿海城市的发展,但中部和西部很多地区还相对滞后。中部和西部的工业化进程显然还没有完成,产业纵深还有较大差距,基础设施建设还有不少潜力,但是它们能够与越南、马来西亚等地区竞争,承接下我国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接力棒,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能复写东部昨日的辉煌吗?

  部分传统制造业已经开始转型,比如从传统汽车生产向新能源汽车转型,从服装加工向品牌服饰转型,从普通钢铁冶炼向特种钢材研发转型,从传统机械生产向精密仪器制造业转型的等等,但星星之火仍未形成燎原之势。新兴产业,如5G、共享经济、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精密制造等也已经显示出高速增长态势。但从体量上和传统制造业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不能对整体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作用,尚不足带动中国经济进入上行周期。

  预期需求可以用采购经理指数中的新订单指数的变化,实际需求的变化最直接的指标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观察。从历史统计来看,与库存类似,采购经理指数中的新订单指数也同样存在波动过于频繁的情况,周期性特征不明显,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包含了农业、工业、服务业等各个产业的销售总额,周期性被大幅平滑,尤其在服务业占比超过50%之后,其与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的对应关系大幅减弱。考虑到企业在实际经营过程中,赊销已经成为企业重要的销售模式,应收账款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及时反映产品的需求变化,更适宜作为观察需求变化的指标。

  民营经济没有活力,创新源泉从何而来?

  实际上,中国房地产周期已经出现了工业化以来的第一次拐点。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城镇化、人口红利带来了几十年房地产的繁荣,房地产新增投资不断攀升,但在2015年第一次出现了拐点,房地产对于经济的正向贡献开始减弱。中国房地产的背后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只是价格趋势还不到变化的临界点,伴随着“房住不炒”的政策让“房价不涨”成为一致预期,这个临界点也已经不远。房地产这只“灰犀牛”可能已经在我们还无觉察之中越来越近,预计未来房地产新增投资将进入至少20年的调整期。

  中国正面临一个越来越长的设备投资周期

  从表中库存周期来看,一个完整的库存周期大概需要经历3-4年,但是2013之后,库存周期出现了越来越短趋势,其中2016年7月至2018年4月的库存周期仅历时不到两年。而2018年4月以来补库存周期,仅仅为4个月,从幅度上来看,补库存的强度和去库存的强度也远远弱于之前几次。较短的补库存周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企业对于宏观经济下行的担忧,即使微观市场出现了一定的需求上升,但是企业补库存的意愿和持续性仍不强。另一方面是由于2016年补库存力度相对较大,但是库存去化并不彻底,导致下一轮补库存的能力也非常有限。

  现代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曾说,“企业家精神不仅是经济和技术的,也是文化的和心理的。”一个国家,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绩离不开企业家精神,一个城市,深圳从一个小渔村脱变为今天的大都市,也离不开企业家的冲锋陷阵。在中国,民营中小企业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如果企业家没有了信心,微观经济没有了活力,创新的源泉从何而来?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2018年阿里达摩院发布了十大科技趋势,包括智能城市、语音AI、AI专用芯片、图神经网络系统、计算体系结构、5G、数字身份、自动驾驶、区块链、数据安全,这些看起来有些遥远的技术名字,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渗透到人们工作和生活的各个角落。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万博新经济研究院

  预期库存可以用采购经理指数的原材料库存指数的变化,实际库存则可以用工业企业的存货来观察。从历史统计来看,采购经理指数变化非常频繁,波动频率过高,可持续的周期性特征并不明显;而工业企业的存货由于包括原材料、在产品、产成品等,波动过于平缓,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企业的库存波动,不够灵敏;而工业企业的产成品存货情况,与终端需求的联系最为直接,周期性特征也相对明显。

  (作者系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经济观察报宏观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四十年后,当我们还在反思如何改变劳动密集型产业,摆脱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的粗放型产业时,其实“世界工厂”已经开始逐渐向越南、马来西亚、柬埔寨等国家迁移的趋势。就算我们不反思,传统制造业也已经在开始离我们而去。

  中国能否稳定在一个相对成熟经济体的增速水平?

  关于未来中国房地产的走势,长期来看,随着人口红利的褪去和生育率的下降,大趋势显然是向下的,毕竟房子最基本的支撑是满足人的居住需求。过去,房地产承担了过度的地方财政功能、经济增长功能和投资功能,未来土地财政、经济粗放式增长、房地产炒作都不可持续,房地产需要回归需求的本质,进行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一次“需求软着陆”。

  关于产业预测:工业化列车一去不会再返

  融资问题一直是压在民营经济头上的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2018年在金融去杠杆的背景下,融资问题进一步激化成流动性问题,甚至蔓延到生产经营层面。很多民营经济本来是响应时代的大趋势,大刀阔斧地进行产业转型,不惜投入多年积累下来的所有资金,预期到各种创新失败的风险、产业更新迭代的风险、人才流失的风险等等各种产业转型的风险因素,但是却倒在了金融去杠杆的断崖之下。很多已经转型初见成效的企业,由于短期资金链断裂,功亏一篑,不仅新产业转型失败,有的甚至不得不割舍掉一手创办、经营几十年的企业控制权。

  由于2018年4月补库存的强度较小、历史较短,预计本轮去库存阶段将在2019年一季度左右结束,但由于2016年库存周期的库存去化不彻底,预计在去库存周期之后,补库存的动力仍然不足,对于经济不会产生明显的带动作用。

  尽管如此,由于目前房地产市场还不是一个自由交易的市场,存在着限购、限贷、限价等政策管制,政策调控的空间还很大。在这种近似“被冻结”的状态下,任何一项房地产限制措施的放松,都可能成为房地产市场一次供氧,增大一分房地产“需求软着陆”的概率。

  四十年前,传统制造业产业链的生产和加工环节开始向中国转移,大批农民工进城,服装厂、玩具店、皮具箱包等一个个工厂车间里,排坐着密密麻麻的蓝领工人,每天超负荷工作,一个月只需要千元左右的工资,巨大的人口红利使得越来越多的全球产品贴上了“中国制造”的标签。

  从供给要素来看,传统产业的列车没有办法再开倒车,其中人贵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原材料具有一定的属地特点,但是劳动力在中国是一个全流通的大市场,各地区工资水平还有差异,但是整体用工成本已经水涨船高。越南、柬埔寨等这些国家,人均成本千元左右,而中国,外卖小哥的月收入都逾万元,更何况是还有一定技能型的制造业工人?日常用品的平均单价在千元左右的制造业来说,要何等的商品单价、何等的高附加值、何等的规模经济才能消化万元/人/月的成本?人工成本是不可逆的,中国经济的列车已经走过了工业化的站点,没有来得及上车的“乘客”,只能等待下一班列车,也许是互联网+、也许是人工智能+、也许是知识产业、信息产业、文化娱乐产业或者高端服务业。

  刘哲/文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北宋大文豪苏东坡的这首《题西林壁》,原本是谈游山的体会,但用在对经济周期的感知和预测也十分贴切。正如群山从横面、侧面观察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多元复杂的经济运行更是如此,没有一种经济周期理论能够与现实世界的运行完美匹配。但周期确实可以帮助人们达到“会当凌绝顶”的效果,脱离出众多微观因素的干扰,从更宏观、更广阔的视野,来观察和预测未来经济的波动,确实也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一个企业的命运总是同它所处的经济环境、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2018年,只有身处其中的企业家才知道有多么艰难。

  中国正处于从供给老化向供给扩张转换的关键时期。新供给的形成和扩张往往是一个“破坏性创造”的过程,不可避免地会对老化供给形成冲击。在这个问题上,日本的教训值得高度重视。在上一轮供给扩张周期中,以汽车、家电和半导体为代表的供给扩张行业,给日本带来了长达30年的经济上升周期。但是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产业发展起来时,日本未能及时引导要素进入新供给形成领域,导致日本经济长期依赖汽车、家电等老化供给,经济增长难以走出供给老化阶段,目前夏普、东芝等老化供给的代表性企业已经纷纷陷入经营困境,日本经济面临着更加困难的前景。

  虽然目前市场对今年下半年经济企稳有一致预期,但对企稳后的经济走势依然模糊:GDP增速是反弹、反转、走平、还是缓慢向下?L的一竖要多久,什么时间到达下一个中枢?L会横在哪儿,下一个增速中枢在什么位置?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速最终会收敛到多少?这些是我们希望探究的问题。

  2。 第二步:中国的人口增长率

  现实中,由于存在外部冲击、政策变化、产业变迁等因素,经济增速往往在中短期围绕长期增长中枢上下波动,形成“下台阶式”的动态收敛路径。类比来看,中国在经历了如日本60年代和韩国70年代的10年高增长后,正在经历类似日本70年代和韩国80年代的增速下台阶。

  未来20-30年中国GDP增速将逐渐下滑,一方面是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下滑,另一方面是人口老龄化后劳动力增速的下滑。人口问题可以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来调节,但见效缓慢,且老龄化趋势中短期不可逆转,因此提高劳动生产率是中期内的必须选择。

  预计从2016年到2050年,GDP增速(美元计价)由7.0%下滑到1.5%,下滑幅度约为5.5%,其中因人均GDP增速收敛而带来的下滑约为4.6%,因人口增速下降带来的下滑约为0.9%,人均GDP水平从美国的23.7%上升至55.8%,长期可能收敛到美国的60%。

  上述算法属于静态测算,即假设历史规律线性发展而估算出的经济增速长期中枢水平。然而在现实中,由于存在外部冲击、政策变化、产业变迁等因素,经济增速往往在中短期围绕长期增长中枢上下波动,形成“下台阶式”的动态收敛路径。

  具体来看,中国的2013-2023年可能类似日本1973-1980年的下台阶,然后在2023-2025年前后进入类似日本80年代的平台期,主导产业以新一代信息技术(5G、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商业化应用为主,人均GDP增速回落至4%上下。

  因此,我们将两种思路结合,把GDP分解为“人均GDP*人口”,得到“GDP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对于人均GDP增长率可以利用“收敛假说”进行推算,对于人口增长率则有较多成熟的预测模型,由此可以对GDP的长期增长中枢进行静态估计。

  从2016年5月9日权威人士在《开局首季问大势》中提出“中国经济运行是L型的走势”算起,“L型”的提法至今已有近3年,但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速似乎既不在L的一竖,也不在L的一横——从GDP增速上一个高点2010年1季度的12.2%开始计算,中国经济增速下台阶已有9年,2018年4季度GDP增速6.4%是2009年1季度以来的新低。

  4.GDP增长的动态路径

  相比之下,当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处于中国相似发展阶段时(人均GDP对美=23%)仍处于人口红利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1953/1984/1978年之后的30年间,人口增速都高于未来30年中国的人口增速1个百分点左右(中生育率假设)。

  注释:横轴为某年某国,纵轴为该国当年之后的30年间人均GDP年均复合增速,时间跨度为1950年-2015年,样本为55个期间经济正常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无长时间战乱、政权频繁更替等严重影响经济正常发展的情况),数据来源为最新的Maddison(2018)。

  类比来看,中国在经历了如日本60年代和韩国70年代的10年高增长后,正在经历类似日本70年代和韩国80年代的增速下台阶,同时也面临全球性的技术萧条(70年代石油危机)。具体来看,中国的2013-2023年可能类似日本1973-1980年的下台阶,然后在2023-2025年前后进入类似日本80年代的平台期,主导产业以新一代信息技术(5G、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商业化应用为主,人均GDP增速(美元计价)回落至4%上下。

  1.1。经济增长的“收敛俱乐部”

  下图中橙色点是中国从1992-2015年的增长路径,OLS回归线的斜率为-0.1641,截距为0.0865;灰色点是可比东亚国家/地区在人均GDP达到美国的23%之后的增长路径,OLS回归线的斜率为-0.1239,截距为0.1129。相比于可比东亚国家/地区,中国1992-2015年的数据点对应的OLS曲线斜率较陡、截距较低,主要原因在于2008年后中国人均GDP增速下滑较可比国家/地区相似时期更快,尤其是2015和2016年分别只有2.5%和2.7%;映射到现实情况,一方面传统经济模式提供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快速下滑,另一方面2014年以后人民币汇率出现了阶段性贬值,因此以美元计价的人均GDP增速下滑更快。

  根据Maddison(2018),2016年中国人均GDP为12569美元,是美国53015美元的23.7%,与日本1953年、韩国1984年、中国台湾1978年时的对美人均GDP差距相似。

  (文章来源:天风宏观)

  资料来源:Maddison(2018),天风证券研究所

  1。第一步:中国的长期人均GDP增长率

  70年代的石油危机重创了日本经济,高度依赖石油能源的重工业陷入困境,出口也受制于全球经济萧条,经济增速又回落到长期中枢下方。这一时期,由于日本在家电、半导体等重要领域紧追美国,引发了后者对相关行业的贸易保护和技术封锁。1969年日本国内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国产化率只有20%,美国的反制措施促使日本全力支持自主研发,到80年代初期半导体制造装置国产化率已经超过70%,日本半导体产业迎来黄金时代。同一时期,日本的汽车、电器产业也高度繁荣,叠加一部分经济泡沫化因素,1984-1991年人均GDP增速再次升至长期中枢之上。

  第一,随着人均GDP水平向美国靠近,人均GDP增速也逐渐下滑,当增速回落至与美国相仿时,收敛也趋于停滞。

  因此,从现实情况看,对于人均GDP初始水平极低但经济正常发展的国家,其增速会在一段时期内持续高增长,因此人均GDP相对美国的差距迅速缩小;在突破某一水平后(一般为美国的10%左右),增速开始随着对美差距的缩小而趋于下滑;直到增速降至与美国相仿,对美差距也趋于稳定。但由于初始禀赋、地理位置、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差异,各个国家最终并非收敛至同一水平,而是具备相似因素的国家形成了“收敛俱乐部”。这一现象是我们预测中国人均GDP长期增长水平的基础。

  第二,初始禀赋、地理位置、文化制度等相近的国家/地区具有相似程度的经济收敛结果,这一现象被Baumol(1986)称为“收敛俱乐部”(convergence club)。例如,西欧国家一般可收敛至美国人均GDP的80%-100%,东亚国家可收敛至70%-90%,东欧国家一般收敛至40%-60%,拉美国家则一般收敛至30%-45%。

  预测经济体的中长期GDP增速,学界一般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思路以生产函数为基础,通过测算和预判全要素生产率(TFP)、资本(K)和劳动(L)的增长情况来预测经济增速,优势在于具备一定的微观基础,可以考虑人口结构、制度等异质性因素,难点在于需要准确辨识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且TFP、K、L等增长路径不易预判,基本上是用历史推未来、用已知推未知。第二种思路利用类比法强调跨国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认为各经济体在相似的发展阶段具备相似的发展潜力,优势在于可以绕开对生产函数和相关要素投入的讨论,问题则在于忽视了不同经济体在人口结构和制度等方面的异质性。

  第一,考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达到中国2014年对美人均GDP水平(23%)之前的增长路径,可以看到,虽然相比之下中国初始阶段的人均GDP水平更低,但在达到美国10%左右的水平之后,中国与可比国家/地区的增长路径相似。因此,综合考虑地理区位、文化制度等因素的相似性,中国最有可能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东亚国家/地区处于同一“收敛俱乐部”。

  考虑到中国的样本数据点较少(只有14个),代表性不足,且中国与东亚可比国家/地区可能处于同一收敛俱乐部,我们对中国1992-2015年增长路径和可比东亚国家/地区后续发展路径的斜率和截距取平均数,作为预测中国后续增长路径的斜率和截距。以2016年中国人均GDP为美国的23.7%为起点,假设未来美国人均GDP增速为1.3%(2010年以来的均值),下图中红色点代表了中国2016-2050年人均GDP增速的预测值和对应的人均GDP相对美国水平。

  3。 第三步:中国长期GDP增速的静态预测

  以日本为例,在两个时间段里人均GDP增速显著高于长期中枢水平。第一个时间段是1960-1970年,历经10余年的战后重建,日本在美国资本和技术的大力援助下迅速恢复了生产力,60年代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突飞猛进,对外贸易也大幅增长。

  因此,合理假设中国也存在类似的增长收敛路径,利用历史数据和回归分析对这一路径的可能范围进行拟合,可以估算中国人均GDP增速的中长期中枢。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不少文献选择从1979年开始,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12月。但是对于预测长期经济增长,需要考虑样本期间的社会经济平稳性。因此,我们选择样本的起点为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的1992年。

  韩国的人均GDP增速基本随着向美国收敛而持续下台阶。70年代,韩国在强势政府的主导下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这一阶段的主导产业是重化工业等资源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模式是出口导向型。80-90年代,韩国也经历了产能过剩、低效率、高负债等问题,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逐渐转向中性,同时民主政治、市场化改革等开始推进,主导产业也逐渐转向半导体、电子、汽车、精细化工等高新技术产业。直到今天,韩国仍然是出口型经济体,因此在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其受全球经济波动和产业链转移的冲击非常明显。

  1.2。中国的情况

  正文

  第一,长期来看,多数国家相对美国人均GDP的百分比与该国未来的人均GDP增速负相关,即人均GDP向美国收敛的同时增速下滑,但是不同国家最终收敛的程度并不相同,从相对美国人均GDP的30%到100%都有可能。

  根据我们的预测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由于GDP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人口增长率,通过分别预测人均GDP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可以大致预测中国经济增速的长期中枢水平。预计从2016年到2050年,中国GDP增速(美元计价)由7.0%下滑到1.5%,下滑幅度约为5.5%,其中因人均GDP增速收敛而带来的下滑约为4.6%,因人口增速下降带来的下滑约为0.9%,人均GDP水平从美国的23.7%上升至55.8%,长期可能收敛到美国的60%,略低于可比东亚国家/地区的收敛水平。

  风险提示:中美大国关系重塑的不确定性;技术迭代和产业更替的速度不及预期;人口生育率持续下滑。

  第二,考察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在突破中国2016年对美人均GDP水平(23%)之后的增长路径,可以看到,以上国家/地区都呈现了相似的增长路径,即人均GDP增速中枢随着对美差距的缩小而下移,最终人均GDP水平收敛至美国的70%-80%,增速中枢则回落至2%附近,OLS回归线的斜率在-0.15--0.09,截距在0.096-0.131。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的人口红利拐点出现在2011年前后:15-64岁人口数占比开始下滑,少年儿童抚养低位企稳,老年人口抚养比持续上升,总抚养比开始上升。

  第三,按照预测的收敛路径,相对美国的人均GDP水平从2016年的23.7%提升至2050年的55.8%。中国人均GDP水平最终将收敛至美国的60%,略低于可比东亚国家/地区的收敛水平(67%-84%)。

  根据GDP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可以大致预测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长期中枢水平,最终结果如下:

  上述现象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如果劳动参与率基本不变,人口老龄化后的劳动人口比例开始下降,可能进一步降低人均GDP增速;二是如果目前的生育率水平保持不变,总人口增速也将下滑。根据联合国人口署的预测,在高/中/低生育率的假设下,中国人口增速都将持续下滑,并且在2045/2030/2022 年开始负增长。

  报告发布时间:2019/2/3

  以Solow(1956)和Swan(1956)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由于资本投入的边际产出率递减,一个经济体的增长率会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而逐渐下滑,最终趋近于某个稳态。根据以上理论,我们分析了55个经济正常发展国家从1950年到2015年的经济增长数据后,发现了两个现象:

  但是在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运行了10余年后,现阶段资本要素的边际产出率已经相当低,叠加全球化红利的日渐消退、宏观杠杆率的快速上升,要保持劳动生产率增速不快速下滑,只能寻求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实质上是对技术进步速度的迫切追求。

  相比之下,中国与日本韩国的历史情况都有类似之处。1993-1999年,市场经济刚刚起步,适逢亚洲金融危机和国企改革下岗潮,这一阶段人均GDP增速在长期中枢之下。2000-2010年,伴随全球化红利,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贸易蓬勃发展,2003年明确了房地产的经济支柱地位,外贸地产双轮驱动下工业部门大幅扩张,经济增速来到长期中枢之上。2008年的金融危机影响深远,就国内而言,催生了2011年后的产能过剩问题,也加剧了对地产、基建等传统刺激政策的依赖,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逐渐凸显。这一阶段国内GDP增速平稳回落,但人民币汇率在2015年后出现贬值,因此美元计价的人均GDP增速回落到长期中枢以下。

  第二,预计2016-2020年,中国人均GDP增速中枢大约在6.2%,2021-2025年回落至5.3%,2026-2030年进一步下移至4.4%,2031-2035年为3.6%,2036-2040年为2.9%,2041-2045年为2.4%,2046-2050年为2.1%。

  当前的经济下行既有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也有长期的结构性、制度性因素,在这些因素未出现显著变化之前,虽然目前市场对今年下半年经济企稳有一致预期,但对企稳后的经济走势依然模糊:GDP增速是反弹、反转、走平、还是缓慢向下?L的一竖要多久,什么时间到达下一个中枢?L会横在哪儿,下一个增速中枢在什么位置?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速最终会收敛到多少?这些是我们希望探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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